在这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国的“新比较优势”是什么?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当地时间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用狄更斯的这句话描述了他对当前世界经济的看法。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近日撰文深入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角色。文章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中国来说,战略机遇期的内含与条件发生了改变。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对投资、人才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全球低成本跨境并购的难得机遇。

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增加,一定程度下可以创造机遇,实现从“借势”向“造势”的转变。尽管中国传统的低成本人口优势在弱化,但是新的人力资源、产业配套优势等也在涌现出来。

隆国强认为,在能够预见的未来,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可以推动全球治理的改善,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要慎用“领导者”的定位。

 

 

 

中国正涌现出新的比较优势

 

 

 

由于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分配不均衡,当前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全球化声音,导致全球化进程受阻。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中国来说,新的环境意味着新的战略机遇。

现在的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改变,比如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外需不足。同时中国处于转型升级的夹缝当中,不仅要和发达国家竞争,还要担心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这些都是新的挑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没有机遇。我认为,中国还是面临着很多机遇。

从引进来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不仅表现为对全球GDP贡献最多,也会对投资、对人才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看到全球的跨境投资起伏很大,降幅也相当大。但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始终保持平稳,甚至维持着低速的增长。

来华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以前跨国公司到中国设厂,主要将中国作为一个面向全球的低成本出口加工基地,而现在则更多地看好中国的本土市场,更多地顺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结构升级。

所以,一些传统的加工组装在外迁,制造业在FDI当中的总体比重在下降,但是技术含量也在快速提升。同时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这都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升级新的机会。投资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新的服务业态等,人才也相应汇聚。

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中国同样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遇,即全球低成本跨境并购的机遇。上一轮有些中国企业犯了一个错误,即在资源类投资里面追高,最后导致被套。而现在能源资源价格大幅度回落,恰恰是我们进行海外投资、保障资源安全的一个绝佳机会。

以前中国作为一个小经济体,更多的是寻找机遇,而现在作为一个大国,在一定程度下是可以创造机遇的,这是从“借势”到“造势”的转变。

中国全球分工地位取决于我们的比较优势的转换。过去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低成本劳动力,经过30多年,现在这个优势已经迅速削弱,其实放在全球,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相比,我们维持人口数量红利的时间已经拉得很长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

亚洲四小龙借由这一优势只发展了十几年,而我们持续了三十多年。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优势会迅速削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新的优势。比如人力资源依然是我们的优势,现在每年有700万大学生,其中有280万理工科学生,人数位列全球第一。排在其后的美国等五个国家的理工科大学生人数加在一起还没有中国多。

我们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科学生,这为大批技术工人,特别是研发人员的供给提供了基础。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缺乏顶尖人才,但是顶尖人才在任何地方都缺乏,关键是有没有办法把他吸引过来。其实大量的研发属于劳动密集型活动,只不过是知识型的人力资源。

我曾经对跨国公司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有三分之一的跨国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准备在中国搞研发。这些跨国公司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用好中国本土市场,做好适应性研发,第二是利用中国本土研发人力资源。

除了人力资源的优势,我们还有市场优势,基础设施优势,尤其是产业配套能力的优势,千万不能低估。举例来说,两年前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当时在美国有一个明星般的无人机企业叫做3D机器人企业,当时资本市场给这家公司的估值高达45亿美元,而它生产的无人机产品性能在当时比中国深圳的大疆要好。

无人机在美国生产的成本高,售价为1300美元,但是大疆的无人机售价在8001000美元。因此,尽管3D机器人公司在电子展上备受追捧,但是电子展刚刚结束,这家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面对大疆的竞争,他们只能选择退出,现在它已经转变成一个软件公司,而大疆却在商用无人机领域崛起了。

大疆主要靠的就是珠三角的低成本制造,只要能研发设计出来,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迅速按照市场要求生产出来。所以千万别低估这种产业配套能力,这对我国的产业升级,对我国产业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传统的人口优势确实在弱化,但是新的人力资源、产业配套优势等也在涌现出来。在判断中国未来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时,我们可以借鉴此前那些追赶型经济体走过的历史,即从劳动密集的低成本加工组装,向中间产品、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产业升级,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并不是理所当然。

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战略是否正确,取决于我们的政府、企业,甚至公众的共同携手努力。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追赶型经济体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跟不上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二战以后111个经济体里,只有13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这个跨越可能并不容易。对于中国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要实现跨越更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 

 

 

未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未来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会是怎样一个地位?有学者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我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原来中国在领导集体之外,现在好不容易进入到了领导的圈子里面,所以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有更多话语权,但中国难以担当领导者的角色。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如果中国能成为领导者,这无疑是很振奋人心的,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但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更好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可能更符合自身实际,也更符合全球治理的要求。在贸易自由化、气候变化治理等方面,中国都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慎用“领导者”的定位。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分别由美中主导的贸易协定:TPPRECP。首先看TPP,美国即将要退出的TPP,其实设计之初不仅是一个区域贸易安排,也是美国借助这个平台制定了新一代的经贸规则,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一些边境后措施,从经贸规则角度来看,不得不承认TPP是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自贸协议。

而虽然RCEP从涵盖的总人口来说超过了TPP,但如果从经贸规则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还不能说RCEP是一个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安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像RCEP这样的区域贸易安排,还是要强调成员之间的舒适感,不能让成员感受到压力太大,因为一旦成员压力太大就会导致谈判特别难,而且谈判以后可能还有很多负面的问题。

当然,现在TPP短期被搁置了,那么中国所面临的来自新的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会在一定时间内减弱,但TPP的搁置是不是一定会转化为RCEP的机遇呢?我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RCEP的吸引力确实会进一步提高,但是RCEP16个谈判成员各自的算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推进RCEP谈判仍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如果想要更好地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首先要有一些更加符合全球治理演变的理念。

西方大国过去强调比较多的是自由贸易。但自由贸易在推动全球化的同进,也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等负面效应,而且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美国人现在特别强调公平贸易。很多人把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对立起来,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一样,既有矛又有盾,有很多理论本身就是为这些盾牌造舆论、找说辞,比如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只不过美国这个超强的全能选手暴露出弱势以后,提出了所谓的公平贸易,但也不是说全球化方向就发生了改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未来要强调全球化的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性,这是人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后,更加应该关注的问题。所谓的包容就是在国和国之间、国家内部之间,真正共享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而可持续发展性是指全球化要更加兼顾环境的可持续性,比如气候变化等,以此让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在地球上过上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