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谁钦点了五岳?泰山的地位为什么格外高?
 

 

 

 

  朝廷钦点的五岳 

  中国人热衷五岳旅游,源自童年时代积累的感情:作为小学课本收录的名山大礼包,这五大景区的地位与北京天安门和桂林山水相当,是中国儿童对祖国锦绣山河的最初印象。 

  不过,根据传统儒家理论,五岳根本不是普通人的旅游区,而是天子和诸侯的祭祀场所。 

 

  祭祀山岳,源于上古的山神崇拜。古人认为,位置重要、形态险峻的高山具有神性,因此各地诸侯都要定期祭祀本国境内的大山,祈求保佑农业收成、宗室平安以及战争胜利。 

  作为最早的岳山,泰山的「泰」字即通假「太」、「大」,泰山就是大山的意思。先秦时期,其他各国也有自己的「太山」,例如华山是「华大山」,霍山是「霍太山」。 

  封泰山碑的拓片,封泰山碑系秦始皇巡泰山时所立 

  现代人所知的五岳概念,在周代初步成型,《尔雅》《周礼》已出现「岱恒华衡嵩」的五岳体系。 

  据《礼记》记载,帝王需五年一巡狩,视察诸侯守御的各地,经过一系列礼仪后,巡狩在封禅活动中达到高潮,也就是在山顶和山下分别祭天祀地。在这种仪式中,大山就是君王与天地沟通的媒介。 

  根据汉代经学家许慎的说法,所谓「岳」,指的就是「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 

  因此,周代强调全国各地这五座祭祀用的大山,与周天子「天下共主」「沟通天地」的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五岳与天子巡狩联系在一起,它也与九州、华夏等概念一样,成了中原王朝地理疆域的一种观念标识。 

 

  这一套完整的地德体系,合称「镇海岳渎」。渎与海分别是大江大海,镇和岳则是名山系统。天下有名的九大山岳被分为两组,先按五方挑选出岳,作为一等名山,余下的则是镇,是二等名山。「五岳四镇」,合起来九座山,又与九州相对应。 

  不过,《周礼》虽已提出五岳体系,乃至发展出「镇海岳渎」,但除泰山外其他几岳的具体方位长期不能确定,以至于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的五次巡游里,只能在泰山封禅一次。 

  五岳的具体位置,直到西汉才第一次确定:神爵元年,汉宣帝颁布诏书,以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南岳天柱山、西岳华山和北岳恒山为五岳。 

  五岳祭祀正式纳入朝廷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渐入轨道。各个山岳下都形成了小城,设有举行祭礼的岳庙,如泰安古城就是以岱庙为中心发展而来,衡阳、华阴的命名则是呼应了山岳与城镇的位置关系。 

  有些类似城镇的地名直接出自朝廷的祭祀活动,如登封就源自武则天封禅嵩山,沿用至今。 

 

  由于朝廷的区别对待,五岳之间的地位也不完全平等。 

  泰山因为有秦始皇封禅的加持而成为五岳至尊,历代帝王封禅也最为密集,共有七位皇帝在泰山封禅,分别是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与宋真宗。 

  其中,除了宋真宗是在澶渊之盟受辱后靠封禅来争面子,其余的封禅活动都颇有道路自信。 

  其他帝王也不乏梦想封禅泰山者,只是因国土不全,不符合儒生们的封禅条件而难以如愿。 

  北魏孝文帝即是此类典型,至北魏末年,朝不保夕的节闵帝也依旧保留着这一梦想,让词臣做了一篇《封禅书》。高齐代魏之后,封禅泰山的愿望仍未消逝,只得在多位君王的墓志上留下遗憾。 

  一般认为北岳北迁是为了照顾北京的位置,但浑源恒山临近北纬 39.5 度,而北京城墙北部紧邻 40 度线,仍在北岳的北边。图为清康熙时期的《皇舆全览图》中北京和浑源恒山的相对位置。 

 

  于是,康熙在两次登临泰山以后,愤然创作了一篇《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提出了「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的地理发明,并在朝堂上反复向大臣们科普。 

  康熙地理学的政治意义显而易见:虽然从现代地质地理的角度来看,泰山与长白山完全是不同的山系,但康熙一举将清代的五岳岳域扩展到了天池边,充分满足了清朝继受天下的正统性需要。 

  此后,长白山被敕封为山神,祭祀礼仪等同于五岳。 

  「岳随都定」的做法,有深远的理论基础。根据对经书的解读,宗周在丰镐,而西岳华山在东,所以改以另一座大山为周之西岳。可见自其起源之初,五岳就具备变来变去的灵活性,迁岳合理合法。 

  特别是许多领土和势力范围有限的王朝,如南汉、吴越、闽国等五代十国的诸多小政权,无论怎样设置首都,也不可能符合传统五岳的地理要求,只能在自家境内重新设置五岳。 

  云南的南诏和东北的新罗政权,也效仿着制定了自己的五岳,南诏灭亡以后其五岳影响犹存,元世祖就曾封丽江玉龙雪山为「大圣北岳定国安邦景帝」。 

  朝鲜也受中国五岳文化影响较深。流行于 17 世纪的朝鲜的「天下图」,描绘的就是一副嵩山在中原,四岳各如其方的理想秩序。今日韩国的庆州五峰与日月五峰图等文化遗产,均是受中国五岳影响的衍生文化。 

  在中原王朝,主要的迁岳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南岳的南迁。从西汉到南北朝时期,南岳衡山是指安徽霍山或称天柱山(今霍山县西南),隋唐之后才改到湖南衡山。 

  这次南迁,既有经学理论的因素,也有南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总归是一次将国土重心挪向广大南方的变动。 

  今天湖南衡山南岳大庙的圣帝殿 

  另一次变动,则是北岳的迁移。从汉代至元代,北岳恒山均指河北曲阳的大茂山。但到明清时期,北岳被改到至山西浑源。 

  北岳的改迁,主要是出于军事信仰与军事部署的原因。 

  五代至宋辽时期,曲阳大茂山始终处于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的边界,历代王朝的边患,逐渐使北岳独自发展出了一种军事信仰。与此同时,曲阳的岳庙设施在战乱中屡遭兵祸,使得北岳声望日衰。 

  今天河北曲阳北岳庙的德宁之殿 

  到了明代,朝中大臣追溯经典,提出浑源恒山才是正统北岳的说法。在明代边防中,大同又是九边重镇之一,浑源恒山的地位和影响随之不断上升,到清代最终赢得了北岳争夺战的胜利。也许是受历史的拖累,山西恒山是五岳中唯一未评上 5A 级的景点。 

  如前文所述,这次迁岳与首都的位置并无关系——在明代疆域里,已找不到比北京更靠北的名山了。 

  时至今日,位于北纬 39°42′的北岳恒山,仍处在北京的西南方,北京仍处在五岳之外。 

  可喜的是,就在北京南方不远处、位于北纬 38°56′N 的雄安新区,恰好坐落在北岳以南,五岳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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